此次分享围绕“预防性保护”与“标准体系建设”两大主题，结合大量国内外案例与周旸老师亲身实践，系统阐述了从理念到落地的完整路径。

01 什么是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保护与文物的关系

       在文物保护领域，我们通常面对三个维度：抢救性保护、数字化保护和预防性保护。

       抢救性保护，是文物出现问题后的“救治”；

       数字化保护，是把文物信息完整记录下来；

       预防性保护的目标则完全不同——它强调通过尽可能少的对文物本身进行干预，创造一个适宜的最佳保存环境，最终达到长期保护的目的。

       文物存在的预期长久性，与文物材料存在期限的有限性，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统一，恰恰形成了文物保护的核心驱动力。如果将抢救性保护比作西医外科手术、数字化保护比作数字档案留存，那么预防性保护就像中医养生——治未。阑加谖慈。

       预防性保护的发展脉络

       预防性保护的萌芽可追溯至18世纪后期。1819年，威尼斯的一位画家兼修复师首次提出建立修复受损绘画的公立学校的设想，将修复师与艺术家的职能加以区分。

       而“预防性保护”概念的正式提出，则要追溯到1930年在罗马召开的“科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品检测及保护研究国际会议”——这是预防性保护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1963年，意大利学者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在其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最小介入、可逆性、可再处理性和可识别性四大原则，至今仍是文物保护从业者的基本准则。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包括建立标准卡片、谨慎运用现代技术进行鉴定、加强安防技防等综合系统，甚至前瞻性地提出建立区域性保护修复中心。

       后来，国际文物保护研究培训中心（ICCROM）在11个国家的26个博物馆推广预防性保护理念。九十年代，细化到七个方面的指标：博物馆的章程构架、财政计划、职员、收藏、建筑、环境和交流。

       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预防性保护其实是系统工程，它的基础是要科技人员对材料的研究和对环境的研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目标是要制定一个科学性的预防性保护规划，经过管理层的审批后实施，系统的核心是要建立环境、材质和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预防性保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是2005年11月，上海博物馆成立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吴来明老师参与其中，一直坚守至今，为中国预防性保护技术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周旸老师本人也在十几年前参加了亚太地区的预防性保护培训班，她坦言，今天分享的很多知识和案例都来自那次宝贵的培训经历。

       我们的中国理念经常说防患于未然，避免可能发生的劣化和损失。所有的措施都是间接的，不影响文物材质，通过科学研究，预测未来10年、100年、1000年后。预防性保护不仅仅是针对可移动文物，对不可移动文物，也有措施方法和方案。

02 为什么要预防性保护

       文物材质与保存环境的关系

       周旸老师用哲学中最基本的“内因与外因”关系，解释了预防性保护的必要性。内因是文物的材质，外因是保存的环境。内因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外因是事件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同样是深埋地下千年，瓷器出土如新，金器锃亮如初，鎏金器也保存完好——而丝绸却早已化为“一堆泥土”。外因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内因决定了文物的最终命运。由此，有机材质类文物——包括文书字画、经卷、竹木漆器、纺织品、象牙骨器、皮革等——对环境就“特别敏感”，实施预防性保护就显得尤其重要。

       环境稳定有利于有机质文物的保存

       有机材质，例如纸质文物、竹木漆器、纺织品和尸体皮革类，预防性保护就显得尤其重要。

       环境稳定对文物保存起到决定性作用，不仅有科学研究的证据，更有大量考古案例的支持。马王堆汉墓——一座人工营造的墓葬，2000多年后出土的女尸肌肉仍具弹性；跨湖桥独木舟——8000年前自然封存于淤泥之中，保存状态至今良好。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朴素的规律：环境越稳定，文物保存越有利。那么，如何最有效、最具性价比地实现环境稳定？这就回到了风险管理的核心命题。

03 如何预防性保护——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相关术语对应到文物保护行业的话，风险就是所有对文物保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那么，风险管理就是累积性过程和突发性事件。风险管理方法的精髓在于将藏品所可能遭遇的风险进行量化，从而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当抉择困难、资源有限时，风险管理就成为预防性保护的重要途径。

       风险管理的对象

       风险管理的对象分为两类：累积性过程和突发性事件。纺织品染料的褪色属于累积性——不适宜的光照和温湿度日复一日地作用，颜色在不知不觉中变淡；而搬运文物途中意外摔落则属于突发性——概率虽低，后果却可能非常严重。

       风险管理的精髓在于“量化”。对累积性过程，量化的是“速率”——我们能预测光照三个月后一幅丝绸的颜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突发性事件，量化的是“概率”——地震百年一遇，而日常磕碰则时刻可能发生。掌握概率和速率，就能按轻重缓急制定应对措施，在资源有限、抉择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科学决策。

       风险识别工具：三维矩阵

       为了让风险调查人员能够“毫无遗漏”地识别风险，预防性保护领域研究出一套三维矩阵工具，由6个层次、10个因素和5个阶段构成。

       “6个层次”：从宏观到微观逐级递进为地理区域（是否处于地震带、火山带、洪水台风高发区）→馆区（依山还是傍水、周边植被状况）→馆舍（古建还是现代建筑）→展厅（有无窗户、通风条件如何）→展柜（密封性、玻璃材质）→文物包装（包装材料是否适宜）。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风险特征，需要逐一排查。

       “10个因素”：涵盖了物理作用力（地震防控、搬运保护）、蓄意破坏（防盗）、火灾、水灾、虫霉、空气污染物、可见光和紫外线、不当温度、不当湿度以及信息缺失等。

       “5个阶段”：对于任何一类风险，都可以按五个阶段进行治理：避免→阻隔→监测→应对→处置。以虫霉防治为例：把门窗全部封堵、加装密封条，是“避免”；对重要文物进行封闭保存并辅以低氧或防虫措施，是“阻隔”；库管员定期巡查、观测是否出现虫蛀霉变，是“监测”；一旦发现虫霉立即密封隔离，是“应对”；通过熏蒸、低氧等方法彻底处理，是“处置”。

       周旸老师特别强调，预防性保护并不是某个机构或专家的专利。事前、事中、事后，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有所作为。很多看似微小的日常举措——保持环境整洁、随手密封门窗、定期巡检记录——积累起来就能带来整个防控体系的质变提升。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要面对，每个人都能参与。

04 标准体系建设——让文物保护有“标准”可依

       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标准”一词出现的频率比“十四五”规划更高。这些细微的变化折射出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对中国人而言，“标准”绝不陌生。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器物层面的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标准。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有过精辟的观察：中国的标准之所以能延续千年，不仅仅在于器物的规矩，更在于制度的规矩。中国人对标准的认同根深蒂固，早已流淌在血液之中。

      回到纺织品领域，劳动者的生产活动被牢牢固定在标准技术体系框架之内。如果没有汉代织机的标准化技术体系，丝绸便无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标准化的产品——四川制的与陕西制的规制不同，何以成为被朝廷共同认可的贡品？要知道，纺织品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货币和赋税使用，标准是其流通的前提。

       中国文物保护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文物保护标准化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标准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每个阶段都有其标志性成果。

       一个值得铭记的里程碑是：ISO/TC 349——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框架下第一个面向文化遗产的专业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申报并成功获批，秘书处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24年，该委员会在北京故宫召开了首次成立大会。自此，中国在文物保护领域实现了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区域标准到国际标准的全面布局。

       纺织品文物保护标准体系

       周旸老师以纺织品为例，分享了构建标准体系的思路和方法。在纺织品文物的“防、保、研、管、用”全流程中，“标准化”无处不在：纤维、染料和微痕的检测需要标准方法；不同场景下的清洗、加固需要标准工艺；修复材料和装备需要标准规范；织物印染、织造和刺绣的工艺描述更需要统一的术语体系。

       构建标准体系的路径可概括为四个字：寻标→对标→达标→超标。首先，要全面检索国际上已有的相关标准，其中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标准全球近300项，但其中与纺织品直接相关的并不多，且多数出自中国。其次是对标，找到自身与先进标准之间的差距；然后是达标，确保技术水平与标准要求一致；最后才是超标——引领和超越。

       周旸老师坦承，理想很丰满，但回到现实，人才和资源并非特别充裕。因此，策略上要“小步走、不停步、一直往前走”，协同各方力量，吸引更多人走上这条路。终极愿景是：让标准无处不在，满足全球需求，倾听各方声音——不仅包括文物保护从业者，也包括文物鉴赏者、教育工作者等更广泛的相关群体。如同ISO 216标准定义了A4纸的尺寸，全世界都遵循一样——文物保护也需要这样的“共识基石”。

05 从中国到世界——病害分类国际标准的制定

       国际标准制定的第一步，是选择一个看似基础却极为关键的切入点：纺织品病害分类。为什么选择它？

       纺织品是有机材质，对环境特别敏感，病害广泛存在于全球各地。研究表明，不同国别、不同地域的纺织品病害，其成因基本一致，材质表现也比较一致——内因高度规整。然而，问题出在沟通上：不同国家的从业人员用不同的术语描述同一种病害，甚至同一国家内，文物保护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策展人员的表述也各不相同，人为形成了巨大的沟通障碍。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ISO/TC 349下设的工作组将纺织品病害分类列为首个国际标准制定项目。2025年9月，在故宫召开的ISO/TC 349第一次大会上，该提案获得了20多个成员国的全票通过。

       目前，标准草案已初步形成，涵盖前言、适用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定义，以及基于全球调查构建的病害分类。

       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是艰难的，需要严格遵循协商一致和广泛投票的国际规则。近期在整理各国专家建议时，仅意大利就提交了8页纸的详细反馈意见，令团队深受教益。未来三年虽然道路漫长，前途却是光明的。说到底，标准的终极意义不是控制谁，而是让更多人更好地合作。

06 结论

       周旸老师为我们分享了一场从理论到实践、从中国到世界的知识盛宴。预防性保护，不仅是“为文物营造一个安稳的家”，更是一种“治未病”的前瞻性思维——它要求我们放下急于“动手术”的冲动，以科学的态度去理解材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用量化的方法去评估风险、制定策略。

       而标准体系建设，则是对这种科学实践的规范化表达。从2000多年前的“书同文、车同轨”到今天参与主导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标准的制定，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正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自信。正如周旸老师所言：标准不是为了控制谁，而是为了让更多人更好地合作，让文物“万年永宝”的理想照进现实。

       文物不可再生。用科学的预防性保护策略，构建完善的标准技术体系，将风险消弭于未然，将经验固化为规范——这是每一位文保从业者的责任，也是本次讲座留给我们的最深启示。